“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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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都护府，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它是唐代六个主要都护府之一，其管辖地带在原高句丽故地，自668年被设立起，至761年被撤销，近一个世纪安东都护府一直是唐朝管理东北地区的重要行政机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究一下安东都护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又是如何成为大唐的重要行政机构的？

安东都护府的设立

在讲述安东都护府的历史之前，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都护府”，都护府制度源于汉代。汉宣帝神爵二年，汉朝在乌垒城设置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设有幕府机构：

“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使得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唐朝借鉴汉代以来边疆治理经验，开始在边疆民族地区广泛地设置都护府，管理各地羁縻府州。都护府制度成为唐代管理边疆或边疆民族的重要制度，安东都护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东北亚历史舞台。

关于唐朝时何时建立的安东都护府，《新唐书》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

“总章元年，李勣平高丽国，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

“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

从上述史料可知，安东都护府设置于总章元年，治所为平壤，薛仁贵是第一任安东都护，另外，关于安东都护的行政体系，唐代也有别具一格的设置——汉官与高句丽贵族共同治理，这种政治体制被称为“共管体制”。

———————共管体制———————

安东都护府的“共管体制”个人认为是属于唐代“羁縻制度”的一部分，所谓“羁縻制度”是指中原王朝政权管理少数民族以及边疆地区的一种行政制度，被管辖地区的统治权一般都交由当地民族，也有和汉族共同管理的例子。譬如我们这里说的安东都护府就很典型。

在“共管体制”内，汉官与高句丽贵族的地位并不对称，前者处于支配地位，后者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汉官是唐朝在安东都护府的代理人，履行着对高句丽遗民、高句丽旧地的监管职责：

“授鹿陵府长上折冲，仍检校东栅州都督府长史。诛反首领高定问等，封定阳郡公，食邑二千户。”

汉官的任命，显示了唐朝对于长期对抗中原政权的高句丽势力心存芥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汉官与高句丽贵族难以建立起真正的互信，他们相互掣肘，相互猜疑，大大地削弱了共管体制的统治效果。

这一切的原因都要归于大唐初年灭亡高句丽，在高句丽旧贵族的印象中，汉官是以入侵者与掠夺者的形象出现在高句丽遗民的视野中，汉官群体的植入，必然触发当地高句丽遗民潜意识里的敌对与仇视情绪。

因为远在东北，距离大唐的实际势力甚远，在高句丽遗民的反叛浪潮面前，汉官往往成为高句丽叛乱者主要的复仇对象：

“咸亨元年，高句丽贵族剑牟岑收合高句丽遗民，起兵叛乱，自穷牟城至浿江南，杀害唐官人及僧法安等。”

综上所述，安东都护府的“共管体制”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名义上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汉官以及大唐是处在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高句丽势力的矛盾也注定了这种“共管体制”的稳定只是暂时的。

作为设立在东北边疆的军政管理机构，安东都护府自然也有它的官僚体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都护府窥见一二：

安东都护府属于上都护府，这也就意味着研究上都护府的官制就可以推断出安东都护府的官制，据《唐六典》记载：

“都护一人，正三品；副都护二人，从四品上。长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马一人，正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正七品下；录事二人；史三人。功曹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府二人；史二人。仓曹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府二人；史二人。户曹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府三人；史三人；帐史一人。兵曹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府三人；史四人。参军事三人，从八品上。”

由此可知，都护、副都护是都护府的长官。其中，都护的职能是“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副都护的职能是“掌贰都护事。”长史、司马是都护府中的上佐。功曹参军、仓曹参军、户曹参军、兵曹参军同属判官。录事参军和录事都属于勾检官，录事参军在其他诸曹之上。

总结来看，安东都护府的设立其实就是唐朝对于东北地区的统治延伸，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迫使高句丽向大唐臣服，但就其统治方式而言，存在着颇多问题，而这些潜在的问题是安东都护府所面临的深层危机，另外，安东都护府因为身处政治敏感地带，它的发展也深受周边形势的影响。

唐罗战争与安东都护府

总章二年初，唐朝遣僧法安向新罗索求磁石，新罗在向唐朝献磁石的同时，还派钦纯、良图两名使者入唐谢罪。先是唐朝闻知新罗木弩精良，令新罗遣弩师入唐制造。弩师虽几经周折，仍未将其制造技术透露给唐朝，引起唐朝的不满。

可见，新罗对唐朝的行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总章三年正月，唐高宗对新罗继续攻取百济故地的行为大为震怒，扣留新罗的使者，命令新罗归还所占领土。新罗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据百济旧地的行为谅解的努力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北进，三月，沙餐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高延武各率精兵一万，深入到鸭绿江北岸，唐罗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这场战争看似十分偶然，但我们可以从唐朝初年对于东北亚的布局看出这是必然的：

660年，唐朝在百济旧地设置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个都督府，后合并五都督府为统一的熊津都督府。

663年四月，唐朝以新罗国为鸡林州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都督。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唐朝设置安东都护府。

从以上举措来看，唐朝对东北亚布局有一个清晰的改造思路，那就是逐步将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南部纳入到唐朝周边的羁縻体系当中。在实施这一构想的过程中，唐朝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整合东北亚秩序，完全置新罗的真实想法于不顾，二者之间在半岛的矛盾也就越来越深，所以说，唐罗战争的爆发其实是将近10年的恩怨积累。

我们来大致的看一下战争的经过：

咸亨元年四月，高句丽酋长剑牟岑率兵叛乱，拥立高藏外孙安胜为王。高句丽遗民的斗争由单纯的反抗唐朝统治转向复国运动，并迅速在安东境内四处蔓延。

在高句丽遗民复国运动的支持下，新罗与高句丽遗民复国势力遂成合流之势，为了招徕高句丽叛民，抵制或延迟唐师南下，新罗极力扶植安胜傀儡政权。

面对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唐朝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前往安东都护府征讨高句丽遗民的叛乱，咸亨二年七月，唐军在安市城大败叛军。九月，高侃等率蕃汉四万大军在平壤集结，摆出步步为营的架式逼向带方州。

总章三年七月，新罗再次向百济旧地发起大规模的攻势，熊津都督府八十余城陷没。被唐朝派往百济作战的薛仁贵在新罗军猛烈的进攻面前，无法扭转战局。

上元二年二月，刘仁轨指挥唐军渡过瓠滤河，在七重城大破新罗。又遣靺鞨兵渡海进攻新罗南境，迫使新罗收缩防线。唐高宗曾经对唐罗战争的结果并不满意，决心亲征新罗，被侍中张文瓘劝阻，随后唐朝承认新罗对朝鲜半岛南部的自主权。随着所夫里州的失守，唐和新罗的战事渐渐归于沉寂。

以上就是“唐罗战争”的大致经过，而对于安东都护府的影响在于唐罗战争直接导致了安东都护府治所的北迁。

上元三年，安东都护府移治辽东城，实际上，在此之前，安东都护府就曾经移治辽东州：

“咸亨元年，杨昉、高侃讨安舜，始拔安东都护府，自平壤城移于辽东州”

咸亨二年，杨昉平定高句丽遗民叛乱，叛乱平息后，安东都护府治所不用再跟着行军总管的节钺颠沛流离。那么，安东都护府统治中心到底应该选择哪里？昔日的治所——平壤迭经战乱，已经凋弊不堪。将治所撤离平壤、向北迁移已是大势所趋。

仪凤二年二月，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到新城，同时，又授高句丽末王高藏为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遣归安东都护府安辑高句丽遗民，授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郡王，令往安辑百济遗民。新城原是高句丽的西北重镇，地势特别险要，进可攻退可守，安东都护府迁到这里，显然有利于掌控整个辽东局面。

总结来看，安东都护府的北迁看似是因为平壤的破败，但事实上，这种北迁带有明显的政治信号——唐朝决意退出三韩之地的历史争夺，这就意味着唐朝制定的东北亚秩序被打乱了，大唐的势力从半岛收缩回了辽东。当然，这种北迁也有其积极意义，大唐在辽东局面上的外交开始缓和，并且新罗承认了大唐为共主的地位，为唐朝步入盛世，息事宁兵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和安东都护府

安东都护府在北迁之后又经历过一次内迁，此时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为了绥抚高句丽遗民的深意，开元二年安东都护府在寒风中告别了它赖以生息的辽东，黯然地迁到平州境内。

而安东都护府的最后一次巨大变革也在不久之后降临了，这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在讲述安史之乱时期安东都护府的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探究一个历史大背景——节度使体制。

———————节度使制———————

据《唐会要 (责任编辑：环球精益网)